军队到底要不要国家化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主席、各位先生：
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在讨论政治民主化时，曾注意到一面承认国民政府之领导，一面求得在国民政府基础上之改组，使之成为过渡时期的民主的政府。现在讨论队国家化，原则也是一样：一面要承认抗战八年中间所有抗日武装的功绩与存在，一面要在此基础上整编为平时的国家军队。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各位先生乃至全国人民都应认真地切实地督促与协助此件工作之进行，务使其成功，而不致失败，使全国军队真地变为国家化的军队，没有一点敷衍。故我们对此议题，特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是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本人在报告停止军事冲突时，曾说明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不仅要平行前进，以达统一，而且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青年党〔4〕的提案上说得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但对陈启天〔5〕先生关于提案的口头解释，我有点不同意，因为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么，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本会同人对于这一点如有共同认识，便易于解决问题。
第二，是军队国家化的标准问题。我们很同意青年党提案的意思，要军队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这点，不但我们间绝无争论，而且完全同意。在此认识之下，本人还有一点申说，即军队也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中山先生说革命之武力要与国民相结合，而且要成为国民之武力。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但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我在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上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如何使军队国家化。这是本会今天要回答的课题，我们愿意提出几点办法：
一、同意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委员会名称如何，没有问题，甚至于可考虑在宪政实施以前，军事委员会仍存在，而加以改组。不管哪种委员会，都应该包括各方面人士参加，像民主同盟〔6〕提案所说之三种成份〔7〕，这样才能使军队得到公平合理的整编。不但如此，在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之附属机关如军令部、军政部等等，都应该改组，都应该有各方民主分子参加。因为有武装的人，不少成见很深，界限极严，如无各方人士参加，难得公平解决问题。举例说，这几天各地冲突仍未停止，这是非常不幸的。本人与张岳军〔8〕先生都很焦急，白天晚上，无时不在等候消息，恐怕事态扩大，发生乱子，对不住人民，且无以告慰盟邦。然而另一方就不同了，如军令部报告消息，一定要附说对方是虚构事实，这样解决问题就难得公道。所以，把军委会附属机构加以改组，以利整编工作之进行，颇为必要。今天林次长〔9〕报告军队整编经过，使大家知道国家军队情形，那么，各方人士去各种军队机关参加实际工作，岂不是更为有益?如大家能够通力合作，足使军令军政达到真正的统一与改革。
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但这件事不能单靠纸上数字，必须见到实效。林次长报告政府计划全国军队减缩到九十个师，可是今的整编会和去年不同，去年减缩以后，所减的兵补充其他单位缺额，余下的只是官佐。今年要从二百五十三个师整编到九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旅，也就是由三百八十万人减缩到一百八十万人，裁去二百万人，问题很大，工作至巨。而且还有游击部队、地方团队要裁减，伪军要解散，被裁散总数当不止二百万。被裁散之士兵，如何给以出路，不是容易解决的。林次长说要他们回到生产界中，固然很好，但必须尽速发展农业生产，以为被裁兵员开一条回乡的生路。讲到发展农业生产，首须实行农业改革，举办农村借贷，这些问题都有关国家整个施政计划。就这一点看，要没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全国整编委员会，以领导、决定、督促和检查各种计划的实行，整编工作是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并很好地安排被裁兵员之生活的。过去之不公，偏于一方，已经成为举国的定论。我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所改革。
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在此原则之下，中共部队虽系一党领导，然为人民的武装，参加抗日，著有功绩。会谈纪要〔10〕中政府答应对我们要求至少编为二十个师一点，在全部问题解决时，可以考虑，而且愿意先交三人小组〔11〕讨论。这点我们没有异议，三人小组正在磋商进行办法。我们要与全国整编计划配合，整编为二十个师，而同时还要商定驻地，因为初步整编，总要有驻军区域。这个军队驻地，到宪政实施、全国部队整编完成达到了军队国家化的时候，当然可以随时调动。并且整编日期，也要和其他部队整编日期相配合，因为这是不能不有联系的。
四、同意青年党主张，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应隶属行政院，现在军政部主要属于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是战时机构，又与行政院平行，今后既无战时状态，即应照民主政制，使军政仍属于行政院。我们更赞成在过渡期间，军政主管由国共两党以外的文人来担任，因两方都有军队，如此可以免掉偏袒一方的责备。
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12〕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日本、德国的军队制度，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民主国家，这只要参考美国的军队制度即可知道。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唯有军队制度改革了，军队教育方可随之变动。故军队国家化，改变军队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各种军队经过长期的对立，这不仅两党的军队，即中央与地方系统，各个私人系统，也都有对立状态，遂致影响军队教育因人而异，因系而别。今天要统一军队，必须从改革教育着手。讲到军队教育，如果制度是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自然没有争论了。一方面不去教反共的思想，一方面当然也不去教反国民党的思想，使军队第一个认识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同时改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使他们深切明了。所谓军民关系，现在军队教育对于这点错误甚多。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军人第一”这个意思，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军人第一”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在战时，说军事第一是应该的，说 “军人第一”便会使军人与百姓之间发生问题，因为他是第一了，?都应该听从他，于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便出来了。照理，军民冲突，首先要责备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刚才陈启天先生说：“秀才遇到，有理说不清”。秀才也许还可以和他讲几句道理，如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遇到兵，才真是说不清了。所以，改善军民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军政关系，应该以政治军，不能以军治政。目前的事实不然，故须加以改革。讲到官兵及上下级关系，当然军队首先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并划分等级，但同为国家服务，其义则一。我们看美国军队等级虽是很严，而平常生活则极其平等。这些都是军队教育与制度问题，我们须要大大改革。
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国防部队可以自由调动，地方部队则属于地方，不必调动。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只要不脱离生产，就能自行解决给养，如此既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又可以使人民受到初步的军事教育，免了普遍兵役训练。在农村中，我们如能尽量减少民劳，使之用力于发展生产，总是好的。
七、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对于军官训练，军队在办，政府在办，党也在办，中央训练团〔13〕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是党国，不必再说，今后政府改组，就应把军党分开。
八、我们很同意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军队既要整编，编余或退役军人很可做政治活动或行政官吏，而现役军人就不应再兼行政官吏。
九、我们提出在过渡期中一般军费支出，只能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都应用于建设方面。至于复员整编费用，当然列入临时项目，由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计划，送改组后的政府核准。
十、关于伪军，根据林次长的报告，决心遣散伪军，意思很好。但要把六十多万伪军彻底解散，回到民间，总要有切实办法才能做到，否则还是会为害地方的。
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我们要消弭内战，一定要迅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现在既有了军事调处执行部〔14〕，很希望它能彻底完成此事。
十二、关于外债问题。复员善后需要很大费用，借外债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借外债必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外债的支出应该用在建设方面、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
以上是我们关于军事改革方面所提出的十二项建议，同时声明这十二项应包括所有军队在内，没有任何例外。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刊印。
解放军上将：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
2007-04-19 08:14:26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中新网4月19日报道 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撰文分析解放军如何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的问题。文章强调，要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持不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各项准备工作抓紧抓好，随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捍卫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
文章指出，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根本要求。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是解放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文章强调，要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进一步落到实处，坚持党绝对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大力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要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加紧培养和努力选拔年轻干部，抓好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的贯彻执行，保证全军官兵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文章强调，要增强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密切关注国家安全环境和台海形势变化，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坚持不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各项准备工作抓紧抓好，随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捍卫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要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从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上解决影响制约我军建设发展的问题，真正把切实提高战斗力作为开展工作、使用资源的聚焦点，使军队的一切工作和资源都真正起到促进战斗力增长的实际效用，用战斗力的全面跃升构筑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
文章指出，要加强经常性战备工作，调整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拓展对外军事交流，积极参与维和、反恐、防核扩散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展联合军演，为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促进和谐世界建设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应对突发事件，加强应急体系建设，提高维护社会稳定、边境安全稳定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文章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军心，铸牢军魂，培育战斗精神，做好军事斗争各项准备。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方向，正确认识和看待深化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不断增强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引导官兵充分认清肩负的重大使命，激发他们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坚定他们为祖国统一而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战的意志，强化他们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和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培养官兵坚定的战斗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过硬的心理素质。
文章还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切实提高部队战斗力。要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依法治军的素质和能力，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领导干部、领导机关要以身作则，带头巩固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军队内部关系，形成有利于官兵全面发展的良好内部环境，不断增强军队内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提高解放军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34.htm
(一)会前国共的两场激烈斗争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力量日益扩大，他们要求实现民主，主张停止内战。
美国总统杜鲁门按照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扩大其权力”的既定方针，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声称赞成中国 “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并任命马歇尔接替赫尔利为美国驻华特使，来斡旋各方政治力量。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能避免内战，通过谈判，诱使中共交出武装，这对国民党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内争”。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在我人民军队自卫反击下，连连失利，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需时日。因此，他也不得不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后由秦邦宪接替)、陆定一、邓颖超。
在政协会议召开前，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斗争：
1．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为了给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代表团下机伊始就提出：“希望双方先停战”。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办法三项，以副国内外人士殷切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经中共代表团的多次奔走呼吁，经国共双方的几度磋商，于1946年1月5 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就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3日午夜，双方军队要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整个商谈过程中，蒋介石等多次作梗，终因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而无法得逞。
2．代表名额分配问题。国民党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使出种种手段拉拢民主党派，妄图孤立共产党。为了分化民盟代表团，他们以高官厚禄拉拢民盟领导人罗隆基，遭到罗隆基的严辞拒绝。张群、吴铁城对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做了许多拉拢工作；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身份，特别设宴款待张君励、张东荪，也末达到目的。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分裂民主同盟，答应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私下许愿给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由于国民党的离间和收买，青年党突然提出要在民盟9名代表名额中占5个名额。在遭到拒绝后。青年党表示坚决退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的要求，妄想以此来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代表团为了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加强与民盟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民盟。周恩来多次向民盟领导表示，民盟原定的9名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他还提议，民盟仍保持9名代表，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占5席，解决增加名额的办法是：共产党让出两个名额，变为7席；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变为8席；另外，总额增加2名；代表总额由原定的36人增至38人。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的做法，不但感动了民盟，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这个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这场代表名额分配上的激烈斗争不但得以解决，也使国民党的不良居心未能得逞。虽然国民党拉走了青年党，但未能把民盟拆散；相反，使民盟内部更加团结，对国民党的认识更清楚了；他们对中共顾全大局、作出让步的举措，深受感动，决心同中共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
(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成果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到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基本上是中间势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国家；国民党及其附属青年党，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三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在会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实质仍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在会议进行中，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代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同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在大小会议上，相互支持，并团结其他爱国人士结成反内战、争民主的联盟，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关于军队问题。与会三种势力的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但在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点民主，企图以”民主” 为诱饵，骗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否则，就等于把政治民主化事业的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断送政治民主化事业。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为了团结中间势力，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两者可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关于政权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声称不是改组，而是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依照其提案，国民党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国民政府，须由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只有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的权力，而无用人权；国府主席有相对否定权和紧急处置权，等等。可见，国民党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宪政，只是希望增加几名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以装潢门面，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中共和民盟代表当即识破国民党的把戏，相继反对这项提案。罗隆基指出，改组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国家“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各党派能参加政府”。改组政府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必须以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共同决策机构，要真能决策；各方面人员参加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并提出七点质问，揭露了国民党企图一党专政的用心。中共代表董必武支持罗隆基的发言，并强调指出，应当在有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有权决定人选，政府的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比例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地位，但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接近于英、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但对于蒋介石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种进步。同时，宪法草案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要制定省宪，等等。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作用。
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所有这些，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代表了当时人民的利益的，是人民民主势力的胜利。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在会议内外密切合作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