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的演讲妙趣横生）
民主和公民素质的关系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型，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老百姓的民主追求从经济开始
为数不少的网友向我抱怨：身边的人只关心个人的经济收入，根本不关心民主。于是有的就带点期待地问：是不是经济停滞发展了，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甚至垮掉了，民主就有希望了？
这问题相当普遍，可每一次听到我都很警觉，也很矛盾，不知道如何回答。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且不说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后进民主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由经济问题（危机）引发的，就拿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来说，当初促成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也都是经济问题，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统治者日子不好过，要增加税收（英国与法国王室征税，美国是印花税），结果激起了老百姓和新兴阶层的不满，起而推翻旧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制国家。
如果英、法、美当时经济都不错，英法的国王都不缺钱花，英国王室也不同美国人在印花税上较劲，民主制度会在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却可以得出结论：“老百姓”最终是因经济利益受损从而站出来要求自由（免于盘剥与恐怖的自由）、追求法治与公平正义（用宪法对付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的（最终由大家说了算）。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高速发展，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虽然不同步也不成比例），加上利益集团长期以来刻意把“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对立起来的愚民宣传，就不难理解，那种“中国人吃饱喝足就满足了”的论调是偏颇与站不住脚的。
作为一名从穷困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我关注民生甚至过民主，只是越来越发现，这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多远，很可能会车毁人亡。
有一种很好笑的论调，说什么检查了台湾与南韩的发展情况，发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是威权时代，民主到来后经济发展反而缓慢了。他们不动脑筋想一下，如果这两个地区没有实行民主，经济高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智慧与不公、民怨等等可能早就让他们完蛋了，还能到今天吗？总不能说，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是专制制度下创立的，就得出我们应该停留在秦始皇时代，你的姐姐妹妹就只配去哭长城了？
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上，我的观点是：我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苦的还是老百姓，中国人穷苦得够久了，富裕一次不容易，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甚至再高速发展30年，我不但双手甚至连双脚都举起来赞成。然而，我的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可社会矛盾与积累的问题却越来越吓人。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持续，当我们有智慧把制度问题解决了，经济发展即便停滞甚至倒退了，顶多选举换一个领导人，否则，经济发展一旦停滞，或者出现危机，很可能历史会重演，有些人要换脑袋。
我个人支持民生与民主两不误，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地方，在一个洗脑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因经济引起了混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专制，长期的混乱很可能接踵而至。这都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除了理论之外，我们也不乏一些特殊的实例，还正好都在我们身边，一个是南韩，一个是中国的台湾。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苏联东欧也属于这类。他们都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实习了一种有别于英美法三国的新路子。苏联东欧在经济并没有大乱子，韩国台湾在经济很不错的时候，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
民主和外围压力的关系
民主和外围压力的关系。美国在冷战以后，美国的目标一致在对付中国，布什推动了一个秘密的“和平演变”中国方案，之后一直在做，后来到克林顿时代，尤其是1995年，他比布什都更加强硬起来。克林顿怎么上台的？靠经济，克林顿的支持率非常高，在美国当总统要得到民众支持，你得把经济搞好，可是在美国当总统，如果你想名垂千古，你就得搞政治。克林顿上台之后，他知道他要扬名立万的东西只有一个了：那就是中国。克林顿于1995年制订了非常严厉的对华政策，1996—1997年北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包括台湾的选举。
当时我在香港为国家工作，北京领导人对国际形势非常敏感，感到压力大，一度都要搞政治改革，应该和这种国际压力不无关系。但后来发生了法轮功事件，炸使馆事件，这两件事一出，北京当权者就转向了，认定美国要置中国政府于死地，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我那种民族主义开始“亮剑”。小布什上台之后，认为克林顿还不够强烈，上台时讲了一段话，感觉就要跟你中国干到底，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潜伏”在敌人心脏了，那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剑拔弩张啊。可9•11一来，两个月不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变。9•11到明年就是10年，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从十年前转至今，美国找到了本•拉登这个敌人分散了精力，中国赢得了十年较少压力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本•拉登，他为中国有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作出了贡献。
可是，现在情况又起了变化，美国的反恐任务接近尾声，伊拉克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了，阿富汗过两年也要撤军了，美国反恐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他失去了敌人，这对美国来说，可是件大事，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没有了敌人，日子不好过的。这不，他又要回到亚洲了，要来对付你中国了。毕竟，你和他拥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比以为我们的领导人每次出国都“低三下气”的要求求同存异，人家就真和你求同存异了。
当然，这种外来的国际压力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一定有太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有反作用，所以，我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时候，不会过多关注国际压力。民主自由法治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人家再怎么压都是不行的，这和一些亚洲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我前段时间在欧洲开会，跟小国家流亡海外的十几个媒体开会，有几个黑人朋友质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支持非洲的独裁政府？而且所有的独裁政府都得到你们的支持。旁边缅甸朋友听到了，也说只有中国支持他们的军政府。他们说，他们国家不大，民主的星星之火往往可以燎原，只要没有大国来支持独裁政府，民主是容易被压出来的。我当时听到他们这样说，竟然莫名其妙的对他们说了“对不起”，好像我是北京领导人似乎的。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中国跟他们不一样，中国一旦不支持那样的小国家，缅甸政府根本存续不下去，中国这种大国家不同，得靠自己，民主得靠自己。
未来的预测
我不愿意预测，现在政府做什么，我们现在的有几个选择：一是政府以不变应万变，你变你的，我行我素，到时看情况如何；二是以万变保一个不变。什么都可以改变，只有一个不变，即绝对领导不变，其它都可以商量，协商民主，网络民意、参与民主都可以考虑，你说法治，我也不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搞好法治（如果真想做的话），但他们想保证一个不变，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但是否能做成，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先例。
我自己觉得，变化总比死气沉沉好。重庆很有意思，现在差不多是在搞自治，这比美国那些搞自治的州都走得更远，我就一直奇怪，怎么只有重庆在搞？为什么其他的省份不也搞其他的形式的“自治”？这不正是我们党说的党内民主的开始？我们党完全可以搞党内民主、竞争，薄熙来搞的新经济政策，走得很远。所以条件成熟时，其他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可以跳出来，说你不行，我要这样搞。搞来搞去，老百姓就要发言了，就要真正用选票选举哪一个“共产党领导”是人民的好领导了，这不就弄假成真？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人搞假民主，搞假民主，比搞真独裁要进步很多。
不要以为体制内的人都不想变革，其实，现在这个制度不值得留念，体制内即便是记得利益者，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个制度从朱元璋时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时的制度是用官员对付老百姓，但老百姓不满时，朱元璋会毫不犹豫的杀掉官员来保持自己的证券。按照中国这种体制，不改革，财产能持续几代？在美国、欧洲，富人历史追究就是14世纪，中国富不过三代，就全杀光了，有人说移民到国外，到国外也不是那么容易，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你这个思想境界，还要受外国人的气。
我讲了这么多，好像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其实不是，民主对每个人而言是不同的，包括有人把民主当成信仰，别因为我说了之后，坐在那里等，这是不可能的。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对共产党有这么大信心？我说你看出来我对共产党这么大信心吗？他说我看出来了。我说，是吗？我过去两三年写了100万字的民主，如果我对共产党那么大信心，我会留在体制内，或者只给体制内的大佬写东西，我还会到处给农民工、工人、学生讲民主吗？对于我来讲，最好的办法，通过言论自由，把民主的道理，用非常生活化的笔墨把我在世界各国看的写出来，因为我经历过的民主甚至比美国人经历得还多，只要哪有民主选举我就去，花自己的钱，我的家产基本上就是这么用完了，谢谢各位！（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