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老师回答网友的提问）
互动交流阶段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老师，杨老师所说的信心，应该是每个人读到他文章的信心，我们的标题本来是想要讲“每个人的民主信心”，每个人的民主信心才是杨老师的信心所在。接下来请徐昕老师做一下点评。徐昕老师是著名的民诉法专家，北京理工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的主任，燕山讲堂之所以能够来到理工大学，要感谢徐老师，掌声欢迎徐老师！（掌声）
徐昕：欢迎燕山大讲堂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希望多来。杨先生是民主问题的专家，不敢点评，借此机会向杨先生提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讲民主，引来大堆粉丝，杨先生的粉丝非常多；讲法治，却往往要挨骂，不久前我到燕山大讲堂演讲，网上挨的骂不少，杨先生可否分析一下这个有趣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您提到官方搞假民主，但可能真心想搞法治，我们这些法律人没有感觉出来呀，难道真是如此吗？也希望您讨论一下民主与法治的先后关系，香港、台湾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太大太复杂太不平衡冲突太激烈的国家，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和动荡，是否最好先从法治做起，法治可以作为社会的稳定器，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民主前进的步伐？
第三个问题，您提到每个人对民主都会有些不同的看法，但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中国发展民主的道路是从基层选举民主开始，还是从税收和预算民主切入，或者只是期待高层“突然转向”的偶然性？最后一个问题，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重庆离文革有多远》，它离文革到底有多远呢？谢谢！
杨恒均：教授一上来我就露馅，我的绰号叫“民主小贩”。你刚刚说的讲法治受骂，我的感觉恰恰相反，老百姓对法治要求很具体，现在出的事都是法治法治出了问题，但一提民主，就有些空泛，老百姓就不那么关心了，就有人出来骂。我认为，也许这主要是一个表达方式，以及如何讲述民主与法治的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的法治非常好，可都说香港没有民主。我在香港呆了很多年，香港回归之前，我一直在香港为国家工作。我于1997年8月离开到美国，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最严重时，我对香港比较了解，说香港没有民主，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是有民主的，而民主一般都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很少限于一个地区。回归前的港督是英国总理派遣的，而英国总理可是选举产生的，英国是有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法治其实是受到了英国民主制度的保护。
我讲民主时，包括自由，法治，我有时讲民主，特别是民主理念时。法治一定要需要民主来保证，法治上面如果还有一个太上皇，那就有问题了。1997年后，香港的法治在基层没有被受到威胁，但在上去一层就有问题了。我认为无论是推广法治还是民主，大概都是由不同一些人在不同的领域推进，没有必要分出先后，例如让我先放下“民主小贩”的工作，跑到重庆去搞法治，那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事，就像律师们很少干我“民主小贩”的工作一样。
第三个问题讲重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非常伟大，他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要再来一次，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这个制度是他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清楚，如果要保持这个制度长久不变质，又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文革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们的体制、包括苏联体制都出现了文革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体制避免不了，想生存下去，必须反复搞文革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
当然，有些年轻人想文化大革命，是想打贪官污吏，和我们记忆中的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两回事。我认为，当今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一是搞文化大革命。前一条出路通向活路，后一条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活路”，但对于这个民族和我们的国家来说，死路一条。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路很多，我刚刚主要是讲政府方面的，你说基层选举，基层选举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温总理也讲了，县里面可以选，完全可以往上面选，能够控制得住，温总理是想把选举往上推，乡里的人能选，县里就能选，县里就能选，省里也能选。
主持人：现在是提问时间。
杨恒均：我回答尽量简短，如果我博文写过的，就只是提一下。
提问：杨老师好，我在石家庄上大学，刚坐火车过来的，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个民工跟他们谈，他们对现状很不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要求人大进行普选对人民素质的培养有一点帮助，你的看法是？
杨恒均：谢谢你这么远来，如果我没记错，你叫杨恒。你下一次过来时，告诉我，我过去。我特别欣赏你在火车上和农民工进行交谈，我喜欢跟一些农民工一起聊天。你刚才讲人大，讲追求民主自由，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做，就是制度建设，一直在做，包括现在的法治，人大制度，体制内的人也在推动，从民主来讲不够，但从国家的建设来讲显然不断在取得成绩。我们需要用好现有的存量，随时激活现有的存量。有人对现在的制度设置很仇恨，认为到时要推翻重来，其实，要减少动荡，要民众在转型前后还能安居乐业，现有的体制设置要继续起作用。你想啊，苏联东欧变革后，哪一个警察不是原封不动？军队不是一样的？有些国家的议会也是在原来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继承上，只不过把以前虚假的弄成了真的，有了选举。
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失败，就是听了当地极端党派的话，把萨达姆的警察全部换掉。你把他换了，人家没有工作了，他除了玩枪，啥都不会，他能不和你没完没了？你刚才说的制度存量非常重要，就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促使推动他们盘活现有的制度存量。有追求民主的人士一听到体制内推动制度建设、立法，就说他们是保皇的，这个想法值得商榷。
提问：您怎么评价俄罗斯的现状，民主道路怎么样？菲律宾这些国家也出台了民主制度，但整个国家不是很有效率，还有拉美国家，是独裁还是民主？
杨恒均：非常好的问题，关于俄罗斯，叶利钦跳上了坦克，当时宣布民主时，本上全是国有制，根本没有私有制，也就是说，他转型的是政治体制，那些经济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以前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为主的，都是在自由经济制度上，所以俄罗斯一二十年在折腾经济，政治没有问题，经济没有折腾成功，政治是经济的一个集中表现。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写的，这就是中国的优势。中国跟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成功了，或者说搞出了市场经济，哪怕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只是需要政治变革，而政治变革相对于经济变革来说，甚至要容易很多，只要某一天，一个人跳上坦克就搞定了，第二天你照样到私人企业去上班，你照样去打开你的铺面的门，面包店不会因为体制改革而不再提供面包，可苏联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他的面包店也都是国营的啊，你改革了，他就不知道如何做面包了，因为以前让他每天做多少面包的政权垮台了。
拉美现在好一点，菲律宾比较严重，可以加上印度。我追求民主比较平和，从来没有把民主完全和经济结合起来。一些年轻人经常跟我说，一毕业就没有工作了，民主什么时候来？有个年轻人更激烈，向我借钱结婚，他说民主来的时候，再还我（现场笑）。民主来了，不一定是要给你找媳妇。你刚才说菲律宾，北韩也是，印度和菲律宾现在都是独裁会怎么样，印度例子非常明显，我想问的是，当我们把印度拿来和中国比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印度这些年没有民主，如果是独裁的话，又会有什么情况？我想以印度复杂的民族关系，空破早就会四分五裂。印度的资源等各方面比中国差很多，没有了民主，就能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起来？还是会更加糟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在《“民主”与“面包”的关系》中都写到了这点。
提问：如果有一个人不像您那样有家底，也不想在学校光说不做，太年轻了，什么家底都没有，就业也比较难，你能指什么路吗？
杨恒均：这个问题应该在私下问。你想你说的大概是你自己，但也能代表一部分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我想提一些个人的建议，首先，一定要解决自己的立足问题，要生存下去，要有工作，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在这个基础上才去进一步关注社会，或者从事政治活动。实事求是的说，在当今中国，去搞民主不但没有任何回报，往往会让你处境悲惨。如果你没有一种谋生的手段，自己连饭也吃不饱，那么在你推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时候，要么你会下意识地期盼某种回报，要么你从某个有目的的组织获得资助（这样你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否则，你越搞越穷，心里整天装着国家与民族，胃里却空空如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变得越来愈激烈，最后就成了陈胜吴广，他们当时就是面临饿死和杀死的困境，不得不揭竿而起。当然，我本身是畅开胸怀，不反对任何人，但我不主张暴力流血，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资讯发达，原本可以在大脑里搞革命的时代。我有一个观点，你可以用武器将独裁者变成普通人，但很难用武器把奴隶变成主人。 民主是大家的事，当“大家”的大脑还被禁锢，对自己的自由与人权漠不关心的时候，你用暴力流血建立起来的“民主”，谁能保证不会把你自己变成“人民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