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面对张兴武老汉所发起的越级群访问题，通常基层政府只有几个办法。一是满足其合理诉求，撤销原来的堰塘承包合同，或者要求承包方加价——但是眼前镇政府已经找那个商人谈了，对方不肯妥协，政府根据前面所述的各种原因，无法强制其满足村民要求。第二，镇政府垫钱解决，这个也不可能，因为势必引起其他组各种相似要求出现。第三，动员说服组民放弃诉求，中止上访。他们也去反复做思想工作了，但是，今天的农民并非过去那样好糊弄。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一旦发现政府色厉内荏不在道理了，那他们就肯定要坚持讨一个说法。毕竟要是赢了，总能减轻一点每年面对的掏钱问题。
上述是指的主动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旦失效的话，基层通常还有几种无奈的方式应对。一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拖，反正官员是流动性质，拖到下任来了去面对处理也行。但是这个前提是要能稳住群众不再进城，否则上级不会让你拖。
要想稳住群众不再上访，在今天的基层，在不能解决问题的前提下，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宁可花钱安排线民随时掌握动态。因为只要信息掌握了，干部就能在村民出发之前去拦截阻挡。村民尽管众多，干部的阻拦一般也不需要强力，因为村民上访本质上是做姿态。大家平时都熟悉，通常不会都翻脸硬闯。因此多数时候拦截是有效的，但是这样一来维稳的成本就要加高。
说到线民制度，其实各国都有。但是在警察系统之外还另外由维稳办掌控一批的，这个恐怕不多。因为这个系统的线民，并不针对刑事治安问题，只是为了严密掌握乡村动态和舆情而设置的。发展对象都是农民和小市民，没有固定的保障制度退出机制，也没有基于信仰认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每一条信息都是按质论价，从五十元到两千元不等；其中难免会出现为了谋利而故意夸张谎报的芜杂信息。
但是在今日基层，多数地方维稳办会选择这一方式来掌控社情。因为任何群体事件都可能有个密谋的过程，只要掌握了动态，就能及时遏制和预防。也正因此，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用拖的办法也是能应付一阵的。
万一拖不能解决问题，遇见了一批坚决的缠访者，他就是要一再进京怎么办呢？这就是中国目前被媒体针砭但又确实普遍存在的一个手法——送牵头的人劳教或者强制精神治疗。因为除开这样的手段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高招可以因对了。而这样的手段相对来说，简单实用，成本较低且风险不大。只需要县委书记默许就能执行，又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公安局的自由裁量权在此刻是肯定配合地方政府的。
但是对于张兴武老汉这样的案例，基层哪怕明知他还要组织上访，一般来说还是不会轻易启动这一手段。因为本质上这个事情虽然麻烦，但性质并不恶劣。尤其关键的秘密在于——他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因此在基层并无私仇。那些被送劳教或精神病院的，多半情形是他的上访可能直接针对和决定某一个人的安全，才往往被对方借用公权痛下辣手。所以，此刻张兴武是安全的，只是他的身边已经有最信任的人，被基层政府收买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基层政权的耳目之下。
因为，现在基本上多数农民都有手机了。每一个手机事实上其功用，就相当于过去的电报机。一个线民随时可以发一条短信给指挥他的人，张兴武的威胁正被消解。
十一
基层维稳现在提出的口号叫——严防死守，这俨然是一场战争。也因此即便去县城不远，张兴武他们要想集体再次群访进城，已难以实现了。因为每个村民皆和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与他们有联系的干部公务员熟人等，都将被动员起来去警告他们不要参与张兴武发起的活动。农民的群访本质上也是松散的一时兴起，真要牵涉到乡村熟人社会的面子、交际、亲友等关系时，也不会格外较真的去忤逆官方。于是，群访似乎暂时没戏了。
但是，水费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兴武拒绝交，其他人也会看着并模仿。这是不需要主动出击得罪上层社会，而是消极抵抗的行为。这个在村民之间不需要动员也能达成共识，因为都有现实的好处。六组组长虽然保住了堰塘合同，但是却要面对收不上来水费的问题。
在乡村社会，假设一个组拒交水费，是否有可能不让他们用水呢？并以此胁迫他们必须交费呢？在城里，这个是很容易管制的，说停水你就得交钱。但是在乡村，这个真不可能。因为水渠经过他们地盘，下游还要用水，你上游不可能断流。只要有水经过，他们为了庄稼必须去抽水，你组长不给抽，他自己可以买个抽水机去干。你如果去制止，第一会惹来私人之间的大麻烦，第二他弃田抛荒颗粒无收了，还真敢找政府去闹，你还是要解决。
组民因为堰塘的诉求没办法解决，那就不约而同地拒交水费——理由很简单，张兴武交了我们就交。组民可以拒交，组长却要给村里交才行，因为这是划片承包了的。你收不上来水费，那村两委就从你年底应得的补助工资里扣除，你这一年就白干了。组长当然不愿自己吃亏，他就得去找村镇两级继续投诉，必须要上面来解决水费问题。否则，他也可以辞职不干。他如果辞职，那这个小组就真没人代管了——而这，又是村镇两级绝对不愿看见的。那意味着最底层出现权力真空，以后上级布置的各种公共事务，都无法在这个组贯彻实施。
村两委面对组长的挑战，那又如何应对呢？这是基层政权经常也要面对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富裕有资源的组，村里不愁没人竞争组长一角。但是在这种穷组，那确实很难找人代替。村里一方面不能允许组长卸职，一方面还不能免除该组应收的水费，这就是个矛盾。
组长不是行政人员，村里何能约束他的进退呢？前面说过，多数情况下组长的那些好处，是可以继续用来挽留的；另外村干部的面子，在乡村社会也能发挥一些作用。当然，如果实在要翻脸，村干部也会威胁要求离任审计组里的财务——这一点是很难做到完全透明干净的。这会使得组长撒娇似的辞职，很快就偃旗息鼓。
但是不辞职可以，水费还是卡在那里了。村干部要求组长还是必须去挨户索讨，承诺如果最后只剩张兴武不交，那可以由村里出面解决。组长深知群众都看着张兴武在，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其他人，因为乡村的信息是无法封闭的；张兴武自己也不会蒙骗群众说他已经交费——因为只有大家一起抗税才有力量，真的只剩下他自己拒交时，他也是难以抗拒的了。
其实，组长对付村里，也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的。这时他提出了一个要命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谁都清楚他有理有据，但是，这却是今日几乎整个乡村的一个地雷，谁都不敢去碰去引爆的炸弹……
十二
组长说——今年的水费肯定是没法收齐了，能不能用镇上原先欠我们的队里的债务来抵消呢？反正那个债我们也没法去讨要，但是法律上也没有抹平，他总得还给农民才对啊。村书记一听此言只能苦笑摇头，说这个问题只能一码归一码来说，大家不能算“绞绞账”。
所谓的这个绞绞账，解开来说就是一笔历史老账。这是今日乡村中国几乎埋没无闻的一笔烂账，一个涉及大面积稳定的疑难杂症——它就是农村合作基金会遗留的对农民的积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崩溃。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先集体积累的一些财产，出现过大规模被干部侵吞的现象。出于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保护和管理的需要，各地创立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清账收欠的主体；并试行集体资金有偿使用的制度，对农民和乡镇企业小额贷款，以提高资金的流通效益。
这种集体资产管理和内部融通机构，基本掌握在乡镇一级政府手上，其股本金由大集体时代各个大队小队【今日之村组】的财富组成，后来又高息揽储，吸收了很多农民的资金。这在当时迎合了改革开放农村对资金的需求，也获得过中央政府的审慎认可。
基金会迅速膨胀，很快发生了质变，其运营开始逾越政府政策界线，违规从事存贷款等金融业务。而且基层政府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乱放款，假公济私。于是，产生了大笔烂账，引起了基层的糜烂和高层的警惕。
1996年中央要求各地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但遗憾的是，清理整顿未能达成预期效果。之后国际金融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出现危机，中央政府为了防范风险，遂于1997年决定全面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政策突然紧缩使得该基金会因违规办理存贷业务而隐伏的信用危机随之爆发，从而在1998年普遍出现挤兑风波，有的地方甚至酿成了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群体事件。1999年1月国务院发布3号文件，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民个的存款或股本，由各级政府和国库出钱买单。但是，对于原来各个村组的集体财产的负债，则一直拖欠着。虽然原则上要求各乡镇每年偿还给村组，但事实上各地根本无法做到还债。
中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到今天，声称的都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什么“集体所有，队为基础”。此即谓土地、资源和当初人民公社时代各队所创造的财富，都属于一个虚拟的没有法人地位的“集体-村组”。但本质上，村组的财产应该属于全体村民，但是任何一个村民又没有资格去找乡镇政府讨要基金会欠下的这些债务。
这是一个巨额的财务漏洞，是各地政府欠给农民的一笔巨债。仅仅安家镇对此的负债总额都达到近三千万，也就是说平均至少也要欠各组三十万现金。也有一些村组的农民集体去乡镇要求政府偿还，政府只能说——债务是承认的，共产党政府还在，你们怕什么？但事实上还债的可能在各地基本都遥遥无期。
现在当六组组长提出要拿这个债权，来抵偿六组的水费时，可以想象，他这是在想撬动多大的一个山头。更没有人能够想到，卑微的张兴武老汉的一念冲动，搅起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可能牵涉到全国农村稳定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