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乡村社会的诸多冲突矛盾，本质上说，是几十年城乡倾斜性政策埋下的伏笔——我们欠农民的太多太多了。也因为这样的积欠，使得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在农民心中大打折扣。但凡遇有不公或者可质疑的事件，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越级上访。舆论界多以为农民乃是迷信中央而否定基层，是信“访”而不信“法”。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内心非常精明，他们谁也不信，只信一条——你越是害怕什么，我就越要这样做，目的只是把事情捅大，捅到你难以收拾为止。
张兴武老汉就水费问题引起的即兴发难，现在从堰塘承包金发展到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历欠上来，这是最初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六组组长最初是张兴武的对手，但是他们本身也就是同一个组的农民，他们之间没有私仇。当收不上来水费就要面临自己的利益受损时，他其实深知——宁可得罪政府，最好不要结仇邻人。水费问题不是他这个区区小吏所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有借用全组农民的能量，才能迫使政府让步以达成妥协。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在与本组乡人表示他的无奈时，挑开了关于基金会欠款的这一话题。
镇政府欠各个小队【组】的钱这一事实，原本是十多年前的话题。时光流逝，当年熟悉内情的农民或死或外出务工，抑或早已淡忘。再说，那笔钱的债主从来就是以“集体”面目出现的，并未分属于各家各户。你就算在其中应有一份，但是你也没有讨要的资格。然而当组长暗示这一债权时，多数大集体时代过来的家长的记忆又开始被唤醒了。他们半生饥寒交迫积累的那一点集体财产，原来不仅早已稀释，甚至还成了无头债。政府拖欠不还且不说，现在怎么还好意思来催收水费呢——新的怒火即将被引燃。
组长的身份决定了他是要两头讨好的人，农民又要结群上访讨要积欠的消息，分别通过线民和组长，传到了镇政府的耳朵里。镇政府这时就不敢仅仅利用情报来截访就完事了，因为截访容易，但是要完全堵住乡村社会的流言则很难。堰塘上访是一个组的事情，其他组没有此类事则不会迎合；但是积欠的问题则是普遍的隐患，一旦传开则会引发群起而攻之——这实在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镇党委政府首先必须将新的潜在威胁上报县维稳办，以示他们工作严谨。同时们还得马上组成工作组，到六组蹲点一家一家谈话解释，先稳住阵脚再说。维稳办是每周都有全县稳定状况周报的，自然这一消息很快就到了县委书记的案头。县委书记在当今时代，是一个县的政治承包责任人，对涉及维稳的嗅觉照例要超过一般官吏。他知道基金会的来龙去脉，也深知这一遗案既非他当年所为，但却是他今日依旧要面对仍无力解决的问题。在官场上，这类问题被称为历史包袱——历史包袱只能交由未来的历史去消化。眼前他的唯一责任是，烽火不要从本辖地点燃即可。
有经验的书记，一般不会简单相信下属的汇报。他会马上派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另行调查，单独报告——结论很快得出，解铃还得系铃人，从堰塘开始的矛盾，还是回到堰塘来解决。不要让矛盾分岔，扯出更多的陈谷子烂芝麻。那样扯下去，乡村的裂纹只可能越来越大。那就让我们回到堰塘来吧……
十四
堰塘的承包人姑且就叫老包吧，属于典型的地县级社会的能人。此类人精明勤勉，善于经营人事和小生意，但并非真正的富翁。虽然乡下人都能经由他的嘴，知道他黑白两道皆有一些朋友，但正常情况下，他还算本分且能日积月累的商户。在乡镇村组一级社会，这是住在城里开车来去的体面人，一般不敢去招惹他，更不要说去侵犯他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小业主在县委书记眼里，也就不算是格外要多么尊重的人物。
农民抗交水费，并不认为水费违法，在心里他们至少暂时还是认同该交水费的。因此即便去县委群访，其理由也不敢要求取消水费，而是要求提高堰塘的承包金，这样用以抵偿水费。提高承包金涉及的是合同违约的民事诉讼，并不影响政治稳定。违约的事情虽然在法院得不到支持，但是却是可以在场面上得到解决的。
所谓的场面，那就是以地方官牵头出面，来要求老包给一个面子——否则势必影响全县的维稳。这样的饭局自然很容易安排，老包必然也是情愿攀结书记大佬的人。老包想得明白，书记开口提出上涨的承包金，也就是该组每年各户水费的总和，不过也就是五千元而已。且不要说该堰塘本身就能赚回，就是赔一点进去，书记也会给他另外的机会，让他找补回来。
协议达成，张兴武老汉以及组民从此不用自己掏包交水费，自然无话可说。改天再来看望书记的老包，顺便提出再承包一段河滩淘沙，书记给水务局长一个电话，一切便又和谐解决了。谁也没有损失什么，一场乡村潜在的冲突和危机，就这样轻松化解了。
我在这里讲一个一切源于水的故事，也许我们能在那水面下，看见那些微风掀起的波澜，以及任何一轮波澜都可能汹涌成潮的惊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