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之二（7）
城市居民，找回我们失去的“宅基地”
对居住权重新反思，正是在高房价的“重压”之下，在中国的市民和学者中逐渐展开的。人们都不禁在思索，为什么我们会“丢失”关系自己最大利益的基本权利——居住权？
在我国的宪法中，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一般属于集体所有。按理说，公有制的程度越高，公民享有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就越强，但一联系到现实中关系公民利益最大的住房权益上，情况不仅恰恰相反，而且还形成强烈的对比。集体土地上农民的建房成本及投入，常常低到只有“享受国有土地居住权利”的城市公民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这又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农民住房所用的集体土地虽然“公有化”程度不高，但责任分明。是我的宅基地就是我终身享用，不管你是乡长、县长还是市长，谁也别想打“盗取和倒卖”的主意。如果谁想征用，就得进行等价置换或者依据市场价进行充分的、甚至是溢价的补偿。正因为有了“基本权利”具象化，落实到每个农民头上的集体土地不仅利益分明，并且还是“专人看管”（谁“失责”，谁就没了自己的生存之基）。宅基地不仅在口号上成了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土地，而且是从利益分配到权利监管都是件件落实到位。
而反观城市的国有土地，尽管号称是“全民国有”，但具体是谁所有却始终是个糊涂帐。城市居民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市长叫他搬家他就不得不搬。因为“国有全民的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定点到具体的人，土地使用权的调配权全在市长和高官个人的手上，由官员的意志和价值趋向来决定。国有土地不仅缺少具体使用权的受益者，而且它的监管也缺乏利益相关的专门人。所以，它可以在城市居民“不知不觉”中被盗取和倒卖。最关键的还在于，在我们相关的法律中，在如何保障和落实城市的“国有土地”为全民共享方面上，并没有具体的要求和约定。法律法规和党章党纪，并没有具体要求市长和官员必须为老百姓提供便宜住房（房价收入比在2－3），尽管这是民生的最大利益所在。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合谋，把房价抬的再高，靠着人民的权利牟取再多的暴利，都不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官员既不为市民的利益受损而担责，更不会因此而被罢免。相反市长却能通过倒卖居民的居住权利（经营城市和土地）来牟取更大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国有土地利益“全民共享”，只能是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其实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只是城市的“公仆和管家”，在城市国有土地上他们只是起着一个“托管”的任务，而并不是土地的产权所有者,他们没有动用土地的权利。市长和高官们要做的，是如何保障这些国有土地由全体市民共享的，市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轻松的拥有“体面的住房”，就像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房一样自然。尽管，可能要经过的手续要比农民多一些。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居民不仅不能正常的拥有自己的居住权利，而且房地产业已成为剥夺全民财富的工具。这样的行政和政府管理的成本，只能让人民说“NO”!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以此为保证法律实施的一条基本原则。现在农民通过“宅基地”使自己的居住权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作为城里人的居民为什么要花上比农民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才能拥有基本的居住权呢！这种农民和市民利益上的最大不平等，不是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使然，而是城市管理者的错误行政所至。现在，应该是讨回城里人“宅基地”的时候了！
居民有了“宅基地”，就意味着国有土地让全民共享有了具体的利益受益者，人们再也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最大的民生利益被“空心化”；
居民有了“宅基地”，更意味着我们今后城里人买房再也不必交纳高昂的土地使用费（土地出让金），更不会成为任由房地产商暴利“宰割的绵羊”。只要让建筑商在我们的土地上帮我们建房即可。我们居住权利的成本，将下降几倍甚至几十倍，社会主义公有制，真正成为我们提升生活品质的杠杆；
居民有了“宅基地”，同样也使得国有土地资产不仅为全民所享，而且被全民所监管。国有土地再不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垄断，更不会使它成为掠夺全民财富的工具；
居民有了“宅基地”，也使市长个官员重新明确自己的角色，不能再越俎代庖把自己当作国有土地的所有者，成为制造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的帮凶，使执政之基更加牢固。
我们，等待着！
沈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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