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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命案”提供了机遇  

07/22/2003/13:27 华夏经纬网

   1984年10月15日,台湾发生了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为李登辉全面接班,登上权力顶峰带来了机缘。
   
   江南原名刘宜良,是蒋经国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在美期间,江南边工作边学习,因为他对蒋氏家庭内情比较了解,他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蒋经国”,后来又把论文改写成《蒋经国传》。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的揭露,引起了蒋家对他的极度愤恨,把江南看作是一个“叛逆”,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此事经过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的秘密策划后,台湾情报局便派台湾黑会“竹联邦”分子陈启礼、吴放、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于1984年10月15日刺杀了江南。
   
   “江南命案”发生以后,海外华人世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氏家庭,使蒋氏子弟在政坛上声名狼藉。对此,蒋经国也非常恼火,骂蒋孝武是“蠢货”,看到蒋孝武就摔东西,最后被迫“丢车保帅”,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并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蒋孝武也被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这才稍稍平息了“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冲击波。但是也使蒋经国原打算传位于子的部署彻底破产。
   
   蒋经国与其父相比,决策模式与政治统治要开明得多,但是在传位问题上,父子二人又极为相似。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蒋经国为身体每况愈下,他逐渐开始把接班问题当作首务来加以考虑,台湾朝野对此也一直十分关注。从蒋经国的最初构想来看,他在接掌国民党中央主席与“总统”之后,其基本方针就是传位于子。为此蒋经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
   
   首先,他让蒋家第三代放手抓权。蒋经国与蒋方良两夫妇,育有三子一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璋,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蒋孝文自美国留学返台后,蒋经国安排他了任桃园县党部主委,台电在台北两区的营务处主任等职,蒋孝文在台电工作期间,深得台电总经理孙运璇的多方照顾与刻意栽培。孙后来之所以能出任“行政院长”,与对蒋孝文的照顾与培植有关。正当蒋孝文在蒋经国的栽培下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却患了一场大病,造成瘫痪,从而使他远离了权力中心。有人说,蒋孝文如果身体不出意外,以他50岁的年龄和蒋经国的刻意栽培,很可能是接班的第一人选。
   
   蒋孝武是蒋家第三代中政治行情最看好的。早年蒋介石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军人,象自己一样光宗耀祖。但是,蒋孝武对军事不感兴趣,于是选学了政治学,并去美国留学。25岁返回台湾以后,就在蒋家最亲近的赵聚钰(湖南军阀赵恒惕之子)和严孝章(严复之子)两位叔叔身边学习做人做事。在26岁那年,蒋经国让他担任“辅导会”顾问,让他熟悉党务,充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与此同时,还让蒋孝武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及“报业协会”理事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又逐步涉足情报工作。以上蒋孝武所担负的各种职务,均属于握有实权的工作,虽然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了党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蒋孝武对其父的精心安排心领神会,还学习他阿爸的平民作风,广泛交结,为其接班网罗“护航员”。
   
   三子蒋孝勇也被蒋经国安排在党务机构和官营的金融、工商界行走。蒋孝勇是蒋氏家庭中一位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家。
   
   其次,大力清除第三代接班的路障。当时,影响蒋家第三代接班的障碍,主要是权势欲望熏天的王升势力和与蒋家已发生离心倾向的蒋彦士。王升原来是蒋经国权力场中红得发紫的人,他之所以成了障碍要被清除,主要是因为1、操之过急,欠沉着稳健;2、弄权拔扈,四面树敌;3、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别人的才智;4、恃宠而骄,过分自信与蒋经国的关系;5、不该拉章孝严兄弟压蒋孝文兄弟。王升的这些举措,的确犯了大忌,所以蒋经国把他清除出决策圈,外放到巴拉圭任“大使”。
   
   王升倒了以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蒋彦士成了蒋经国的红人。但是蒋彦士对蒋经国精心设计的传子部署不感兴趣,蒋经国在一怒之下,撤了他的秘书长职务,也被赶出了决策中心。
   
   再次,部署“托孤”。古时候皇帝驾崩前,为使子承父业,都要找来信得过的老臣“托孤”。蒋经国效仿古人的这种做法,在1984年国民党十届二中全会和1986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安排的党政要员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亲信,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蒋经国是在“托孤”。因为这些“老臣”均没有自己的班底,类似于当年的严家淦。
   
   蒋经国的上述三个步骤,说明他在接班问题上开始是打算传位于子的。但是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命案”的发生,打乱了蒋经国的既定方针与部署,使他不能不看到蒋家的第三代已完全不能继承他的权位,从而不得不改变初衷,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为此,他先后启用了他的得力干将李焕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并纳入中常委;任命其弟蒋纬国出任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安安全会议”秘书长,掌握军、特实权。尽管兄弟2人曾有过一些小误会,但在关键时刻,又体现出“上阵还需父子兵”。同时,又启用了在蒋经国看来没有派系色彩、亦无班底、身为学者的本地人李登辉当“副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集体接班的班底。这一部署为急欲使“台湾人出头天”的李登辉“登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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