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2再看浙大风波：极其艰难的时刻
凤凰网资讯：两年前您去新疆支教时，在很多报道中读出几分悲情色彩。您当时得到通知意外吗？怎么看外界的这种反应？
贺卫方：对我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意外，我没有任何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准备。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某种惩罚，不然不会派我去。
2009年二月底，（北大）跟我说希望过去，石河子大学的领导也一次次催我，希望能早点去，我当时还觉得不着急。很快海内外媒体就有一些报道，尤其是我去的当天——3月11号，东方早报最早报道了。之后美联社、每日电讯报、BBC等媒体也对我去新疆做了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光诗歌就催生了三十到五十首，悲情的不得了。我倒不觉得是因为我去新疆而悲情，而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让人接受不了。
凤凰网资讯：本来您辞去北大的职务，打算去浙大的，很突然的，浙大毁约了？
贺卫方：对，毁约。
凤凰网资讯：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贺卫方：那时给我的困扰，或者说内心的纠结，更严重一些，因为涉及到我的工作，等于我的饭碗快要丢了。
凤凰网资讯：北大这边已经辞职？
贺卫方：事实上已经要离开北大了，就差档案没有拿走，只剩下最后一个章。就在此时，浙大打来电话说不能调了，我们不能接受。
但我当时离开的消息已经被媒体披露了。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都做了长篇报道，似乎没有人不知道我要离开了。之所以这么高调地走，也是要给关心我的朋友一个交代。因为在那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特别容易误导人，认为我在北大受了气，过得不顺心。我也不愿意给北大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北大确实对我非常好，没有任何对不起我的。我要离开北大不是因为北大对我不好，也不是我在这儿不如意，只不过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当时觉得有必要去自己信赖的媒体，把离开的动机、原委坦率地讲出来，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但这样，给我走回头路带来很大的困难。北大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对于贺卫方来说是一个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走了还能再回来？我其实是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不相信我还应该回来，也不可能回来。
2008年8月到12月，这几个月，对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时刻。最后就有点算了的感觉，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浙大看起来绝对不可能回心转意接受我，北大我又根本不可能再回来。
当时就想实在不行，继续南下去广州。广州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地方，还有很好的媒体环境。当时广州某一所大学也向我发出了邀请，就准备南下广州了。就在这时，收到了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的短信，还有我们法学院朱苏力院长的短信，都对我的处境表达了高度关注，同时也表示“如果去不成，就回到北大”。当时的短信我都记录下来了，那真是让人很感动很温暖的短信。那一年的12月9号工作证就办了，又回到了北大。
凤凰网资讯：现在回头来看，对浙大当时的决定能理解吗？
贺卫方：不是浙江大学的问题，究竟是谁的问题我们也搞不清楚，国家的事真正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什么事儿都搞不清楚。包括我到石河子大学，是谁的决策也不清楚。
凤凰网资讯：到石河子大学，是比较突然的？对你来说很意外？
贺卫方：对。当时有一点意外，我能意识到这其中的一些缘故。但也很快意识到，其实这是北大对我的一种特殊保，对上面有一个交代，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害。
2008年，甚至更早些时候，包括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上，关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宪政发展等，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站在2008和2009年交替之时，观察未来两年也觉得不大会有什么变化。
相反2009年是敏感的一年，北京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地方，在一个漩涡里，想做的事做不了。与其在这儿空耗着，还不如到新疆去探索知识上的新天地，自己也能为另一所大学做一点微薄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好的，我没有抵触。
开始是说一年，过了几天学校跟我说两年吧，两年更好。后来再想想新疆那么大的地方，一年转不过来，所以就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