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3近距离感受七五事件：加深对新疆未来的忧虑
凤凰网资讯：您在新疆的两年恰恰又是不寻常的，2009年的七五事件，之后是将近一年的断网。您距离七五事件更近，感受到的东西可能会跟在北京感受的不一样。您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怎么看所谓的“新疆问题”？
贺卫方：我跟生活在本地的汉族人可能有一点差别。由于治疆方式形成了既有的某种传统，新疆许多本地人对邓颖超胡耀邦在新疆发表的带有怀柔色彩的讲话有些抵触。他们生在那儿，长在那儿，跟我这种短期漂在新疆的外来者感受不一样。
我有一个表姐在伊犁，六十年代末去的新疆。我表姐和姐夫，现在经常纠结于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回山东。故土情结和对亲人的思念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安全感。他们所在的那个村组分上下村，上面的村全部是维吾尔族人，下面的村主要是汉族人。我的姐夫在维族人所在的村子开了一个诊所，行医几十年，维语说得很流畅，由于长期的接触，他觉得维族人很好，对他也很好。但新疆的历史就是这样，会周期性的发生一些动荡，依然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
当深入了解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对安全的担忧，那种担忧是我们口里人没办法体会的，才发觉我们这些外来人谈论新疆问题时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此，对新疆的民族问题，我总是非常谨慎地评论。中国要寻求彻底的解决办法，不现实，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还必须是建立在向良好方向发展的前提下。七五事件发生后，在石河子那样一个汉族人为主的地方，多少都有一些恐慌，街上不断地有特警巡逻。其实见到这些，我不觉得更安全，我感觉更可怕。
当时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好的气氛，这加深了我对新疆未来的忧虑，以及推进一种更好制度的紧迫感，这是七五事件带给我特别大的感受。
part04机制一旦失去自我纠错、自我更新能力，令人担忧
凤凰网资讯：去年一年也是群体事件频发的一年，让人不免对社会担忧。怎么看频发的群体事件？很多事件可能跟司法改革有关系，怎么看这两年的司法改革？
贺卫方：过去这几年，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很多人都坦率地提过意见。江平老师就曾说过，中国的司法改革完全处在倒退的状态。民主、法治、宪政、自由，应该说过去的八年，没有多少进展，这是让人非常失望的。
现在社会危机不断，我相信官方追求的目标和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没有差别，大家都期盼着能够改变，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什么是合理的方式？我觉得不少官员看起来比我们更短视，他们更愿意就事论事，先把火扑灭再说，哪怕用不公正的方式。
但我们治理模式中固有的弊端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比如权力过多集中在上面，下面的人做什么事情，上面的人其实不大容易及时了解，就像一个盖住的大盆，下面的东西是透不出来的。司法独立可以将下面的声音有效地向外传递，法院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不受党政干预和控制，就可以更加公正地加以解决，能让相关信息传递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如果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没办法行使有效的监督权，上下信息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封闭和隔绝，上面没有办法有效控制下边。
我们的体制似乎是中央权力无远弗届，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下边可以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套路去隔绝信息，让上面没办法了解，最后可能就会越来越无法挽回。
许多人，包括我接触的一些上层人士，内心都有一种绝望感，就这么一直维持着，但是谁也没办法。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找到突破口？官员、知识分子、民众之间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
贺卫方：过去二十年，大家都讲得非常清楚。司法制度如何改革？目标朝向哪个方向？如何循序渐进？无论是直率的，还是委婉的，话都说到了，方案也有，但就不往那边走。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机制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自我纠错、不断更新、进而追求良好秩序的能力，而仅仅成了维护利益集团的工具。之所以要顽固地握住权力，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利益就会丧失殆尽。
比如最高决策层会议机制，是理性地讨论问题、坦率地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是说即便在这样的会议上，也要带着面孔，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或者干脆没有讨论，没有反对；或者一个人说不同意，也不说严格的理由，就暂时搁浅。这样的机制已经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利益越来越多元化、且跟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社会。
上上下下都一样，到一个县去，有没有人真正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算有人言之有理，县委书记能不能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不对的？没有，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核心，都有一个大领导，大领导说一不二，它就失去了纠错、更新的能力，也达不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相反，会顽固地坚持错误的东西，这是最令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