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5知识分子左右之争：暂时难达共识
凤凰网资讯：有人感慨现在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加世俗化。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觉得当下知识分子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存在左右之争，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
贺卫方：按儒家传统，知识分子说一些大口号的比较多，真正务实做事情的其实比较少。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体制的引进最大的好处就是强化了分工意识，术业有专攻，也更技术化，不仅仅是一些口号。
如果公众只关注赞誉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比如法学界，那些扎实研究民法的知识分子，同样非常重要，当这个社会需要某种制度，他们能够提供成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比较差的，非常尊重他们。
不要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天天高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知识有分工，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分工，需要大家合作、理解。我对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也抱有一丝希望，甚至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因为他们要忍辱负重，不像我们体制外的人还可以自由的表达。
所以，不要要求所有人都那么壮怀激烈。即便是关注社会现实、坦率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派知分子，也不应该仅仅是批评、批判，也应努力在多个领域去做事情。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左右之争，我觉得很难达成共识。因为中国的左右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西方的左右，是在尊重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这些基本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就一些具体问题产生的争论，比如传统价值应不应恪守？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税收怎样才更加合理？是福利优先还是自由优先……
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基本前提？中国左派是什么人？是在呼吁文革的，这些人心理是有问题的，有一种症状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编者注：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经历过文革或者在文革当中受到一冲击的人，反而越来越迷恋强权。就像希特勒，他人格有严重的问题，内心是一个很弱、很自卑的人，所以特别迷恋强权。
怎么去跟这些人达成共识？在基本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前，在中国谈左右之争也好，谈共识也好，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不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认为合理的决策要建立在这种共识之上。
part06期待人人具有尊严，社会温良谦和
凤凰网资讯：看您1月23日在微博上写下您的一些期望，“我期望一种温润的思想文化环境。报章电视网络上洋溢着一种探索和理性的气息。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国民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大一点的社区都有一座藏书丰富、服务友善的图书馆。思想家在大学，在江湖，在山野，不在庙堂。出版社层次分明；人们可以只依据出版社去判断书之品质。人人具有尊严，社会温良谦和。”温润、温良谦和，这种心态跟自己的年龄有关吗？您今年也刚好是知天命之年。
贺卫方：其实在二十几岁，我就一直期望这样的社会。没有理性的讨论，没有对人格的尊重，动不动就出现游街示众，地位低的人没有尊严，地位高的人也没有尊严，这都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真正尊重的基础上。
关于社区图书馆，中国的社区图书馆是全世界非常差的。过去一些县图书馆，还有比较好的藏书和借阅制度，现在一方面书价越来越高、经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们读书的兴趣也在逐渐减少。北京，餐馆遍地都是，但好的书店不多。
除了政治上平和、尊重人，人们也真的有阅读习惯。我们可以调查一下，人均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人去图书馆借书？大学为城市的文化传递做了多少贡献？这些方面我们真的做得不够，与其每年拿多钱搞社科基金，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造福国家国民的事情。
凤凰网资讯：2011年，对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期？特别想做的一些事情？
贺卫方：越来越有一种限度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
首先自己好好活着，回到北京、回到北大，非常熟悉的环境，有许多的老朋友，大家经常在一块聚会，在一块聊天，这又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
此外，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问题。希望自己的一本关于法制的演讲集能够出版，书名叫《我们法律人》。另有一本，是在石河子大学的八讲课程，也在考虑出书，也作为我在新疆非常重要的成果。
我对国家没有多少期盼，但也不会感觉到太失望，因为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退也退不到哪儿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