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 052010
 
“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
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以下为其演讲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Continue reading »

7月 012010
 

记者: 戴晴

  黄万里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桥梁工程师,两年后赴美国进修,曾就读于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爱荷华大学、伊力诺伊大学,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名中国人。曾在北美大陆驱车45000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并在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任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半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步行3000公里,查勘闽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 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两年后,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问: 众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 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