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家园

2008年02月21日07:52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曹林

　　从“红包有理论”到“医生弱势论”，看惯了医生群体为自身利益辩护的新闻，可辩护归辩护，但大多都承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确实让国人不堪重负，中国人看病确实偏贵――可如今竟有人连这都不承认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走遍全世界，中国看病最不贵”。他认为看病贵感觉主要源于价值观问题，看个感冒花100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喝次茶花上百、换个汽车零件要几千却没人觉得贵。（2月19日 《新快报》）

　　拿“看病”类比“换汽车零件”，将“修”人与修汽车比，这个比较确实很新奇，但却非常蹩脚，纯粹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一方面，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也学着曾委员做个类比，农民“修” 地球日晒雨淋那么辛苦，一年才几百上千元收入，怎么不与农民比呢？航天器修一次需要耗费成百上千万元，又怎么比得了？这世上很多价值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换汽车零件要几千不嫌贵，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消费，而生病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与那些奢侈品不一样，医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会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们对价格的感觉当然会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价，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评价一个国家民众的医疗负担重不重，看病贵不贵，不应漫无边际、胡搅蛮缠地拿修人与修车比，而应该拿医疗消费的增长与工资增长比，拿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这才是理性的参照物，也是国际通用的比较框架。实际上，中国当下 “看病难看病贵”的公共认知和社会感觉，并不是想当然的感觉和观念问题，而正是源于公众对这些客观数据的理性比较。保全性命和重视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这方面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但生命最珍贵，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治病的成本和代价。

　　曾其毅说，看个感冒花一百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这显然也属奇谈怪论，怎么能以花钱多少来评判尊重与否？生命是无价的，医疗技术的最高尊荣正体现在治病救人上，医者放弃了对这种职业尊荣的追求，以金钱度量技艺尊严，见钱才动手术刀，这才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最大的不尊重。请问，患者看个感冒愿花多少钱，才显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医生的技术？正像虚荣的女人喜欢以丈夫所送钻戒的大小，来衡量爱的程度一样，这是一种变相的绑架。 Continue reading »

2008-02-20 08:05:49　 新华网

    2月18日，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说，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作祟。曾其毅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2月19日　北方网）

    对于曾其毅先生的“在中国看病并不贵”一说，我认为非常荒谬。

凡到医院看过病的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生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生病。生了病，就有可能因病致贫，就有可能倾家荡产。曾先生为什么会觉得在中国看病并不贵呢？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曾先生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看病从来不需要花钱的原因。只有看病不需要花钱，或者只需要花很少的钱的人，才会有如此感觉。　　

曾先生认为看病并不贵的理由之一是，在中国，喝一次茶要不少钱，修一台机器要几千元钱，而 “修”一个人只要百把元钱，所以看病不贵。问题在于，曾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感到看病贵的人，并不是那些可以经常到茶楼喝茶、到娱乐场所潇洒、到宾馆饭店狂吃痛饮的人，而是那些为子女学费发愁、为化肥农药担忧、为住房问题睡不着觉的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对这些中低收入者来说，即便是曾先生所说的一百多元钱，也是一笔并不算小的开销——也许是他们一个月或半个月的生活费，也许就是他们孩子的学费。倘若曾先生经常到这些群体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或许也就不会提出如此观点。

支撑曾先生“看病并不贵”的另一条理由是，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我承认这是曾先生在为专家们鸣不平。但是，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是病人造成的？曾先生在抱怨专家诊金太低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在医疗单位，又有多少不该拿高收入的医务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呢？到底是专家诊金太低，还是不该拿高收入的人太多呢？

　　当前一些医疗单位的不规范行为还相当多，回扣、红包、假药等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些又是滋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作为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曾先生难道真的毫不知情？对本属自己责任范围之内的问题没有处理解决妥当，反将扳子打在普通百姓身上，怪他们的价值观在作祟，曾其毅先生是不是也太有些不厚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