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202012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Continue reading »

8月 312010
 

张维迎  北京大学  

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题演讲。

  刚才高主任和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讲三点,第一是对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济改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第三还是第三分权,第四还是开放国际化。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内解决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人有误解说经济改革结构还很长。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总谈方向性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大家判断新的现象民进国退逆转了过去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我想再过20、30年,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降到10% 以内。现在按GDP算是35%,未来应该降到10%以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应有国有企业的数量。

  其实这次在危机当中采取的措施在几年后会引起一些新的不良债务的出现。所以下一轮的债务重组会像90年代一样有改革的压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支付了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庞大的。靠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股份的变卖,当然还包括社保基金等来提供资金。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乐观,未来30年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或者是正规的讨论,就可以即时地实行。

  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主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主。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 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