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家园

搜狐 2012年02月23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民观点·深化改革认识论①)

　　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Continue reading »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7日07:25  中国青年报 冰点特稿第772期<改革深 社会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访谈

    编者按：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Continue reading »

2008年10月4日北京三味书屋演讲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陈源。）

非常感谢“三味书屋”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也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时候，还能来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所在。下面就来谈一下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当前的阻力和动力。

　　我从我的专业来讲，不得不关心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学宪法的，专门关注宪政。其实我是从我一毕业以后，就走上了关注政治改革的路。1986年从北大毕业，80年代末期，就参加过一些这种讨论会，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出来，当然了“6.4”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暂停了。但是近年来又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活跃的这种倾向，作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亲历者，我也参与了、观察了很多的改革。所以到了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在这个一系列的总结改革的回顾反思中，我认为我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关注更为密切的一个学者。自从今年，特别是广东思想解放以来，我几次南下广东做过几次报告演讲，包括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公共论坛和一些内部的思想解放论坛，我都谈了一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实际上我的观点都已经发表了，网上其实也都有，可能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就不想更多的再重复。应该说我是在疾呼，中国在三十年经济改革后的今天，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更早两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呼吁民主改革，为民主辩护；积极推行宪政，开展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的探索，还有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等等。我基本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涉水比较深的一个学者，所以非常愿意在这里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完全民间化的来跟大家交流。这跟我之前讲学的一些经验相比，我更愿意参加这样民间的讨论。因为去讲学，包括去一些政府机关讲学，台上正襟危坐地讲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基本上没有互动，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今天这样讲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更应该是一个讨论式的，我希望我们更多地来讨论。 Continue reading »

张维迎  北京大学  

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题演讲。

　　刚才高主任和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讲三点,第一是对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济改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第三还是第三分权,第四还是开放国际化。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内解决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人有误解说经济改革结构还很长。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总谈方向性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大家判断新的现象民进国退逆转了过去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我想再过20、30年,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降到10% 以内。现在按GDP算是35%,未来应该降到10%以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应有国有企业的数量。

　　其实这次在危机当中采取的措施在几年后会引起一些新的不良债务的出现。所以下一轮的债务重组会像90年代一样有改革的压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支付了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庞大的。靠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股份的变卖,当然还包括社保基金等来提供资金。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乐观,未来30年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或者是正规的讨论,就可以即时地实行。

　　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主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主。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 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