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2011年01月18日 来源：青年时报 作者：杨耕身
以稳定和安全著称的北非国家突尼斯首都，爆发了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突尼斯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进入紧急状态后不久，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加努希宣布，总统本·阿里已经于当晚离开突尼斯，由他代行总统职权。据悉，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规模骚乱事件或暴力冲突，已造成至少35人死亡，多人受伤。尽管本·阿里曾于14日宣布突尼斯进入紧急状态，军方获准使用武器。但这些都没能阻止骚乱蔓延。
此番骚乱的起因，是10天前一名青年因抗议当地城管部门“粗暴执法”而自焚，最终因伤势严重而死亡。这名26岁的青年名叫布阿齐兹，他受过大学教育，毕业后没有工作而贩卖蔬菜水果维生，结果货物被没收了， Continue reading »
凤凰网 2010年11月23日 新京报
蔡定剑教授是一位坚忍不拔的建设者，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布道者。
我的同事蔡定剑教授，昨天凌晨离开了我们，我很沉痛，网络上悼念的文章很多。一个并无任何行政头衔的学者，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爱戴和尊敬？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蔡定剑教授，我认为他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横议处士。我国古代把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叫做“处士”，把直言不讳地纵论时政的行为称为 “横议”。蔡定剑教授就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横议处士。《新京报》等媒体上他有专栏。对于社会重大事件，时常看见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发言和呐喊。
这些年来，有些学者得了软骨病，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守护神的责任，这些人其实在害政府而不是帮政府。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发表了“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一重要言论，对那些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谬论予以反驳。去年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颁奖仪式上，已知自己癌症晚期的他发表获奖感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大意）”他说话时的调门并不高，但我感觉这是已知自己存世不久的他，对同事的我们沉重的嘱托。 Continue reading »
张维迎 北京大学
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题演讲。
刚才高主任和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讲三点,第一是对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济改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第三还是第三分权,第四还是开放国际化。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内解决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人有误解说经济改革结构还很长。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总谈方向性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大家判断新的现象民进国退逆转了过去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我想再过20、30年,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降到10% 以内。现在按GDP算是35%,未来应该降到10%以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应有国有企业的数量。
其实这次在危机当中采取的措施在几年后会引起一些新的不良债务的出现。所以下一轮的债务重组会像90年代一样有改革的压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支付了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庞大的。靠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股份的变卖,当然还包括社保基金等来提供资金。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乐观,未来30年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或者是正规的讨论,就可以即时地实行。
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主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主。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 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Continue reading »
作者：韩寒 (2010-05-07 18:38:57)
我接受过一些采访，外媒和内媒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问出一样的问题，我给出一样的答案，但是最后见报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外媒的问题更加的直接，、有些问题直接到你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你如果回答了一次，那估计你以后只能永远接受外媒的提问了。我会诚实的告诉他，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不是我不愿，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暂时是无谓的代价。但我又不愿意说假话，所以我选择闭嘴，但你可以保留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你就说，被采访者他不敢说。
请原谅我的懦弱。
说实话，在回答一些内媒问题的时候，我反而会说更多，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说多少，就是我和记者本人在聊天，经过了自我审查，最后见报的内容一定是能见报的。面对外媒，我反而会表述更多的希望。刚刚回答了一个加拿大媒体的采访，觉得还挺有意思和代表性，所以摘了几个问题，有一些改动。
问：你怀念谷歌么？为什么？
答：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怀念谷歌。谷歌就像一个姑娘，有一天她跑过来说，我要离开你。我说，不要这样亲爱的。让人伤心的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是我发现，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我还是随时能上她。唯一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卜，但是现在，我问她，胡萝卜呢，她就嗖一下不见了。
问：如果你有机会定居海外，比如加拿大，你会不会去，为什么？
答：我不会愿意的。加拿大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生活舒适，环境一流，人均GDP很高。虽然我的国家总GDP很高，但是人均GDP还是很低，而且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我的家乡很多地方污染严重，腐败官僚，有的时候他进一步，有的时候他退两步，但是我始终想留在我的家乡，看着他或者帮助他多进两步，毕竟那里是我的家乡，就像你们再美好，你们也无法翻译和理解我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 Continue reading »
日期：2008-05-02 作者：王琳 来源：东方早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昨日起正式施行，媒体对此普遍给予好评，“破冰”、“里程碑”等语纷纷加诸其上。从新闻上观察，不光民众对此《条例》寄予了颇多期待，行政官员中亦不乏乐观其成者。上海市长韩正在4月30日与网民的对话中就表示，政府信息越公开，越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越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越有利于市民对政府进行监督。
服务型政府的落脚点是执政为民，起点却在政务公开。对行政机关来说，如果政务不公开，为何还要行政为民而不行政为官？对公民而言，如果政务不公开，又怎知行政是在为民而不是为官？只有知情权实现了，参与权和监督权才有可能实现。若公众面对的是一个秘密政府，一切权利都将无从谈起。
正如我们所知，打造一个“透明政府”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自觉。如果政府天然是道德的，那就不需要任何法律了。历史和现实已无数次证明，“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若任由行政机关来自行立法，自行守法，则无异于将“绝对的立法权”交给了行政机关，“绝对的立法腐败”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事务，交由民意(代议)机关来行使的原因所在。 Continue reading »